【治理与反思】受益或受损？非营利组织在协作中的自主-依赖悖论

类别：非营利组织

导言

有志与其他实体合作的非营利组织发现，在保持其自主性和从与其他组织合作中获得利益之间取得平衡非常困难。虽然组织间合作可以带来许多好处，如减少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但参与合作关系也会损害非营利组织个体的自主性。最近，美国西雅图大学许承昕（Chengxin Xu）和乔治·梅森大学Mirae Kim两位学者，在公共管理学科老牌期刊ARPA上发表相关文章。通过对275个非营利组织的原始调查，研究者们研究了协作关系的各个维度如何影响非营利组织个体的自主性。结果表明，有明确的行政安排和与伙伴组织之间拥有更强的信任以及互惠关系是确保个体组织自主的关键因素。研究还发现，主要从事于非正式关系和跨部门伙伴关系的非营利组织对于维持其自主权面临的威胁更小。分析进一步表明，组织自主权是寻求更多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

（文献来源：Xu, C. , & Kim, M. . (2021). Loss or gain? unpacking nonprofit autonomy-interdependence paradox in collaborations.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51(4):308–324. DOI: 10.1117/0275074020983802）.

研究背景

大量有关公共和非营利组织的文献都支持组织间协作的好处。就是说，协作有利于扩大获得更多资源的机会，为长期努力建立可靠的网络，并减少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从而使组织受益(AbouAssi & Jo，2017)。然而，合作可能会产生不明显的负面后果，这取决于关系的演变，特别是当参与的非营利组织在与其他机构合作时不得不损害其自主权时(Gazley，2010)。参与组织自身利益与合作组织之间的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参与组织之间不同程度的权力之间的冲突可能会侵犯单个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权。组织自主权对于非营利组织实现其使命的能力至关重要。

虽然屈服于外部控制能够提高组织能力和效率，但失去自主权将限制非营利组织在具有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生存的能力。特别是，一个保持其自主权的非营利组织也为民间社会创造了重要的规范价值。因此，先前的研究讨论了非营利组织与其他组织合作时自主权受侵犯的风险(Gazley & Brudney，2007；Guo &Acar，2005)。然而，对于非营利组织为什么以及如何同时经历合作的好处和风险，研究却知之甚少。因此，本研究通过剖析协作过程的诸多方面以及协作的特征，以探讨组织间协作如何来影响组织自主性。

理论框架

组织间协作的益处

大量的公共和非营利管理文献宣扬了组织间合作的好处，例如分享组织资源、知识和专门知识，以及为长期努力建立可靠的网络(Jang et al.，2016)。参与协作的组织除了提高服务质量、组织合法性和专业精神外，还可以扩大资源(AbouAssi & Jo，2017；Kim & Peng，2018)。合作也有利于整个部门，因为它们减少了对有限资源的竞争，降低了组织之间的交易成本，并为实现共同目标创造了协同效应(Williamson，2002)。然而，组织间的合作也造成了个别组织的自身利益与参与组织的集体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Malatesta & Smith，2014；Thomson & Perry，2006)。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由于它们需要依赖外部资源提供者，而且自我维持能力有限，这种紧张局势可能会加剧(Froelich，1999)。

组织自主权

有多种方法来界定或实施组织自主权，但迄今尚未就这一定义达成共识。Oliver（1991)将组织自主权定义为“在不参考或不考虑潜在联系伙伴的要求或期望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内部资源的使用和分配的自由”。Verhoest等人（2004年)相反，强调了组织自主权的多个层面，并将其定义为“机构的决策能力水平”和“免除对机构实际使用决策能力的限制”。托普勒（2010）将非营利组织的组织自主权定义为财务自主、任务自主和项目自主的混合。总之，目前的文献表明，组织自治水平影响组织领导者的决策过程，决定组织的行为方式。因此，在本研究中，将重点放在非营利组织领导者感知的组织自主性上。

组织间协作的机制

由于缺乏对组织间协作的多层次机制的理解，非营利组织管理者很难从战略上指导他们的协作关系。Guo和Acar（2005）将协作定义为组织“通过共同的努力、资源和决策以及对最终产品或服务的共享所有权以共同解决问题”(p.342).然而，这一定义未能捕捉到在协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侵犯组织自主权的情况，即失去“独立决策权，即使他们同意遵守协作联盟内的共同规则”(Wood & Gray，1991)。为此，本研究拓展了Thomson等人（2007）对非营利组织自主权在与其他组织协作下所面临的困境。

研究假设

研究框架研究者们将协作过程的四个概念维度（治理、行政、相互关系和规范）以及协作的特征（形式、合作伙伴的类型和合作伙伴的数量）对从事协作关系的组织领导者感知到的组织自主权分别所产生的影响理论化。我们的模型意味着，虽然自主性是协作过程的一个重要概念组成部分，但非营利组织在协作中自主性受侵的程度，取决于它如何与协作的其他维度和特征相互作用。

协作过程的多个维度

首先，治理维度可以通过明确利益冲突来影响自主权受侵感知程度。协作过程中的治理维度是指为参与组织和相互工作关系制定和监督规则的联合决策。它需要有意识地认识到“联合性”，因为治理过程包括共同制定规则和建立结构以达成共识和建立共同目标(Thomson & Perry，2006)。由于协作治理缺乏正式的权威结构或层次分工(Huxham，1993)，协作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组织对集体治理的认同和支持程度。然而，在联合决策中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集团思维(Thomson & Perry，2006)。相反，它要求参与组织通过一系列互动审议共同解决问题。在这种互动过程中，组织的自身利益与协作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可以变得更加突出。因此，提出：

H1：协作过程中明确界定的治理维度与参与的非营利组织自主权呈负相关。

第二，协作的行政层面反映了协作行动的实施。这一层面突出了关键的行政行为，如存在明确的角色和责任、边界设置、可实现的目标以及伙伴组织之间的沟通(Emerson等人，2011；Thomson等人，2007)。参与组织之间的集体决策过程，以及单个组织对协作工作的内部调整，决定了这些行政安排。换句话说，成功的行政行为可以包括协作治理和单个组织内部妥协的综合影响。由于治理层面强调联合决策，行政层面可能带来合作组织利益的冲突，并导致在实践层面上的自主权受到侵犯。组织必须放弃某种程度的自主权，以支持集体行政职能。因此，期望：

H2：协作中高度明确的行政维度与非营利组织在协作过程中的自主性呈负相关。

协作的相互性维度是建立互利关系的过程。相互性强调组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当一个组织的独特资源或技能能够在协作中惠及另一个组织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反之亦然(Thomson & Perry，2006)。相互性意味着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它存在于交换对两个组织来说并不同等重要的关系中”(Pfeffer，p.53)，并被理论化为一个组织对另一个组织的权力的必要前提。当两个或多个组织的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一个需要关键资源的组织将屈服于提供这些资源的另一个组织的权力。因此，提议：

H3：协作中的强相互性维度与非营利组织在协作过程中的自主性呈正相关。

协作过程的规范层面涵盖协作组织之间的互惠和信任。虽然相互性维度强调伙伴组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规范维度侧重于反映每个组织对维持互利关系承诺的社会资本(Thomson等人，2007；Thomson & Perry，2006)。信任、互惠和声誉是促进成功集体行动的关键(O’Leary & Vij，2012)。不断的互动、互惠、声誉和信任可以培育一个有益的循环，能够“克服短期自我利益的强烈诱惑”(Ostrom，1998)以追求集体利益。高水平的社会资本降低了用于保证组织承担责任的规则制定的交易成本。因此，提议：

H4：协作中强大的规范维度与非营利组织在协作过程中的自主性呈正相关。

协作的特点

Thomson等人（2007年）认为，侵犯组织自主权的程度只能部分地由协作过程的其他方面，即治理、行政、相互性和规范来解释。利用资源依赖理论(Pfeffer & Salancik，2003)，我们应该考虑与组织所受外部控制有关的其他因素。首先，合作的形式可以决定参与的非营利组织必须为合作关系牺牲的自主权水平。与非正式合作关系中的组织相比，正式合作关系中的组织在决策过程中会遭受更多的自主权侵犯。因此，提议：

H5：从事于多数为正式合作的非营利组织比从事多数为非正式合作的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权更容易受到侵犯。

除了关系的形式之外，合作伙伴的类型也很重要。特别是，关注的合作伙伴组织主要是私营企业、政府机构和其他非营利组织。虽然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倾向于与政府机构和私营公司合作，以获得独特的资源和合法性(Boenigk & Schuardt，2015；Suarez，2011)，但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可能会产生不同来源的冲突，这取决于伙伴组织的类型。在与政府机构合作时，非营利组织可能遭受实际或感知到权力不平衡(Gazley，2010)。总之，与不同部门的合作伙伴组织合作可以呈现不同的模式——组织的使命和运行逻辑越一致，非营利组织由于冲突较少而自主权受到的侵犯就越少。因此，提议：

H6：与其他非营利组织合作的非营利组织比与政府和商业机构合作的非营利组织在自主权方面受到的侵害更少。

资源依赖理论表明，合作伙伴的多样化可以帮助尽量减少外部各方的控制。也就是说，与许多合作伙伴（即资源供应商）合作，“通过将组织置于另一组可能不同的关系中，使组织免受依赖的潜在影响”(Pfeffer & Salancik，2003)。这样，组织可以避免被单一的、权力不平衡的相互依存关系所支配。但也有理由怀疑，与更多组织合作会因为更多的利益冲突而削弱其自主性。然而，拥有多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使一个组织对维持或离开伙伴关系作出自由选择，因为它有其他伙伴可供选择。因此，提出：

H7：合作伙伴的数量与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呈正相关。

研究方法

数据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一项在线调查，该调查是大学附属在线小组的一部分，于2017年秋季进行了预测试，并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进行了全面管理。作为小组的一部分，这些组织首先是从美国国内税收服务局（IRS）注册的所有非营利组织的名单中随机挑选出来的。然后，选定的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被识别、选择，并通过电子邮件邀请加入小组项目。一旦被邀请领导人加入该项目，他们就会定期收到在线调查的邀请，并代表其非营利组织自愿参加这些调查。被邀请的领导人大多是执行董事或同等职位的人。在这项研究中，向使用NTEE代码的、被确定为人类服务和艺术文化领域非营利组织的一个小组组织发出了调查邀请。对于美国各地选定的非营利组织群体，于2017年11月发出了初步邀请，随后发出了两次提醒。共有2,268个艺术和文化非营利组织以及人类服务机构收到了参加这项调查的邀请，当调查结束时，总共收到477份答复，答复率为21%。最后，从每个组织领导人完成的单个调查中提取了因变量和主要自变量，从而发现其中潜在的同源性偏差。
变量与测量因变量

因变量是从事合作的非营利组织感知到的自主权受侵程度。本研究采用了Thomson等人（2007）的三个研究题项以测量自主性，分别为，(a)协作阻碍了你的组织履行自身组织使命；(b)你的组织独立性因需要与合作伙伴合作开展与协作有关的活动而受到影响；（c）你的组织看起来在试图达到组织期望与伙伴组织期望之间摇摆不定。

自变量

本研究采用了两组主要的自变量。第一组变量，涵盖了协作过程的概念化维度。这组中的所有测量都来自Thomson等人（2007）。第二组变量，即组织合作关系的特征——每个部门（政府、营利性和非营利组织)的合作的形式和伙伴数量。对于形式，研究者们询问非营利组织在过去12个月中是否参与到“主要是需要长期承诺的正式合作”、“主要是没有必要承诺的非正式合作”或“正式和非正式方式各占一半”等形式的协作。对于合作伙伴的类型和数量，要求非营利组织领导人说出他们的组织在过去12个月中与合作伙伴组织的数量和类型（即非营利组织、营利性组织和政府）。

控制变量

实证模型控制了非营利组织的感知到的财务健康状况。要求受访者基于三点量表报告他们的组织的财务健康状况（3=强大和可持续，2=不强大，但还好，1=不稳定）。为了解决同源性偏差的潜在问题，使用990号报税表中的数据涵盖四项财务测量方法。根据Bowman(2011)和Prentice(2016)，这四项测量分别代表：长期能力（产权比率：基金余额)、长期可持续性(盈利能力：资产回报率)、短期能力(流动性：支出月份)和短期可持续性(利润率：赊账)。模型还控制了被认为是组织自主性和协作的重要共同原因的组织特征(Guo和Acar，2005；Suarez & Hwang，2013)。

研究结果

描述性调查结果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显示，受访者对他们的组织在协作过程中的自主权相当有信心。根据过去12个月的协作经验，捕获到的治理、行政、相互性和规范的其他四个自变量显示，平均值从3.93到4.10不等，这表明其对协作过程的总体看法是积极的。对于合作者的类型，发现与政府或营利性合作伙伴相比，这些非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频率更高。关于正式形式，约2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组织主要通过正式合作开展工作，37%的人报告主要是非正式合作，其余的人报告与这两种类型的合作开展工作。

分析结果

加权最小二乘(OLS)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证实了我们的模型中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White的检验表明没有异方差问题。将定序变量作为连续变量来度量区间级度量的线性效应是常见的。作为稳健性分析，运行了有序Logistic模型和非加权OLS模型(Hoffmann，2004)，并证实了这两种结果实质上是相同的。报告的五个模型的经验结果为假设提供了一些支持。首先，发现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规范维度与自主权受侵有显著和负面的联系。这一结果反过来表明规范与自主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二，发现模型1中的相互性维度与自主权受侵之间存在着轻微显著和积极的关系，但其效果并不稳健。最后，虽然假设治理维度和行政维度都与自主权受侵呈正相关，但两者都没有显示出统计学上的显著结果。

讨论和结论

长期以来，公共和非营利管理者在相互依存的协作关系中管理组织自主权都是一个挑战。通过成为合作关系的一部分，非营利组织可以提高服务提供的效率，但它们可能以牺牲组织自主权为代价(Boenigk & Schuardt，2015；Suarez，2011)。然而，屈服于资源供应商的控制，即使会提高效率，也会“对各种行动产生额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可能会限制组织适应其他外部团体未来提出的需求的能力”(Pfeffer & Salancik，2003)。因此，从长远来看，保护一个组织的自主权可能更有益。

协作过程的复杂性涉及多种因素同时影响组织的自主性。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帮助更好地理解协作和组织自主权之间动态关系中的潜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信任和互惠的更强有力的规范以及高度明确的行政安排的协作，在帮助非营利组织在获得协作利益的同时保护其个人组织自主权方面，具有更大潜力。研究结果还表明，在正式和部门内的合作中，自主性往往受到更严重的侵犯。首先，关于合作规范层面所涵盖的信任和互惠的研究结果重申了在合作组织之间建立社会资本的重要性(Berardo & Scholz，2010)。第二，调查结果表明，协作的明确规则和行政程序可以帮助各组织保护其自主权，特别是通过防止对其使命的损害。第三，发现非营利组织在与其他非营利组织合作时，似乎面临着更大的自主全受侵，而不是与营利组织或政府合作伙伴。最后，在大多数非正式关系中工作的非营利组织似乎较少受到自主性问题的影响，这很可能是因为非正式合作的结构中的外部控制通常更少(Guo & Acar，2005)。因此，非营利组织的目标应该是发展非正式关系，而不是只关注正式关系，以在受益于合作的同时保持组织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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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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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zley, B. (2010). Why not partner with local government? Nonprofit managerial perceptions of collaborative disadvantage.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9(1), 51–76.

Jang, H. S., Feiock, R. C., & Saitgalina, M. (2016).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issues in Nonprofit Self-Organized Collaboration.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48(2), 163–189. https://doi.org/10. 1177/0095399713513139

Kim, M., & Peng, S. (2018). The dilemma for small human service nonprofits: Engaging in collaborations with limited human resource capacity. 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29, 83–103. https://doi.org/10.1002/nml.21314

Salamon, L. M., & Toepler, S. (2015). Government-nonprofit cooperation: Anomaly or necessity?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6(6), 2155–2177. https://doi.org/10.1007/s11266-015-9651-6

Suárez, D. F., & Esparza, N. (2017).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management of public–Nonprofit partnerships.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7(6), 648–660. https://doi. org/10.1177/0275074015619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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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阅读原文　点击左下角）：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275074020983802

此处也可以下载全文：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8503928_Loss_or_Gain_Unpacking_Nonprofit_Autonomy-Interdependence_Paradox_in_Collaborations

凤凰网一点资讯：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9954958_Shaping_Identity_Older_Adults'_Perceived_Community_Volunteering_Experiences_in_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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